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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平Insights

最近，一些经济学者又在为扩大内需、提振消费出谋划策，并重申了一个观点：给老百姓直接发钱短期内最有效。

这样的呼声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，已经喊了三年。通过向老百姓直接发钱来拉动消费托住经济，这道理不复杂，几番变异的病毒及严格的防控大大限制了人流、物流，对服务业、现场消费几乎是摧毁性的，小微企业的现金流更是无法抵挡，真实失业率也达到了一个高点。

16-24岁年轻人调查失业率7月达到19.9%，11月为17.1%

疫情持续三年，再讨论发钱的必要性已经没有意义，因为从各国通行的做法来看，此时正是公共财政发力显效的时候。所谓公共财政，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，就是要把钱花在民众身上，花在困难时刻、关键地方，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。

那为何至今我们没有大规模、全国性发钱？（与地方零星发行消费券有别）若干歪理或现实因素，阻碍这一纾困政策的出台，这些观点大概有以下几个：

A、都发钱等于都不发钱

这是疫情发生之初最早风行的乡土理论，原话是这样的：

有的国家给每个人发钱，但那属于哄大家，都发钱就基本等于都不发钱。

这一说法已经受到充分批驳，看很多国家，都是向困难人群、失业人群、中低收入者发钱，不是每个人（除非香港特区，或新加坡这类城市国家），在此不再详述。

还有观点认为发钱在中国（技术上）行不通，没渠道，还可能中间流失。为什么香港八达通就行？难道渠道缺乏就永远不去建吗？社保卡、电子支付系统不能利用？

B、熬一熬就过去了

今年4月社会融资规模等统计数据公布后，就有人作出判断：经济数据最弱的时候已经过去，由此找到的理由是最困难的时候已经挺过去了。岂料困难持续到年底，并且像新疆、瑞丽、东兴那样较长时间“封控”，甚至长达一年，你不能只对百姓说一声熬一熬都过去了吧，恢复当地经济活力应当更有作为，要让人们增加获得感，就业岗位是实实在在的，救助补贴也是。

C、政府财政有压力

大疫之年，地方政府财政有压力是普遍的，特别是那些默默扛疫的小城小县，耗时漫长，地方财力更是紧张。但就全国而言，在企业、居民纷纷减少投资、收缩开支的时候，只有政府支出是托住经济下坠的唯一可扩张的支撑力量。

此时需要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出力，因为相比地方政府，中央财政腾挪余地较大，可以发债、增加赤字，或调整支出结构和方向等。

疫情本身影响税收收入，抗疫又须增加额外支出，发钱这类增量加量的财政政策，为何对于中国来说仍然可行，因为与ZB主义国家相比，中国政府拥有的资源最多，土地、矿藏、林木、海域，除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，至少还有“两本账”——政府性基金收入、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是别人家没有的或规模不可比的。既然谓之“全民所有”，在最需要的时候花在民众身上也是应该的吧。

再说政府负债率（年末债务余额与当年GDP的比率）。财政部数据，到年末全国政府债务余额是46.55万亿元，负债率为45.8%，低于国际通行的60%警戒线，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。当然最近一年多会有所上升，但尚未越线。

我国政府债务率（年末债务余额与当年政府综合财力的比率），缺乏最新数据，根据国际清算银行（BIS）的测算，年中国政府债务率为54.2%，比新兴经济体平均水平52.1%略高，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.6%和全球平均水平81.7%。预计目前仍处在这样的状态。

除了一般所说的税收等综合财力，中国政府还有超过万亿元的国有资产和大量国有土地。年末的数据，全国国有企业、国有金融企业、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额分别为.5万亿元、.2万亿元和43.5万亿元；国有土地总面积.8万公顷。这些虽不是现钱，也可作为政府独有的“抵押品”。

目前，我国宏观杠杆率（非金融部门总债务与GDP之比）相对稳定，到今年9末，宏观杠杆率数据为.9%，与五年前相比，家庭（住户）部门、政府部门都上升约15个百分点，其实此时不必过度担心杠杆率上升，更应